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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采用这种判定标准的话，那么合法财产的范围就极其有限，这样不利于公民权利和利益的保护，有违立宪主义的基本立场。

古代希腊创立的制度在它那个时代曾经相当成功地遏制了这种危险。但罗马时期的重要不仅在于制度上的完善，还在于当时的罗马已不再是早年那个不起眼的小山丘，而是已经发展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世界大国。

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为美国奠定建国基础的那一批人除了深受宗主国英国的影响，也都深受希腊思想影响。2.被控后，他完全有机会脱罪，定罪后也还有以罚金代罚的机会……但苏格拉底选择了坚守他终身都在充当的叮咬、刺激雅典人反省的牛氓角色，然而在当时雅典人那样一种情绪下，这样的选择激怒了陪审团。这个事件无疑是雅典民主洗刷不掉的污点。诚然，立法的公正性以及平衡精神、梭伦本人的政治智慧和人格力量，是促使冲突各方接受梭伦立法和改革的重要原因，但雅典冲突各方愿意接受妥协、愿意达成均势，也非常重要。这一点，当代一些国家和地区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例证。

⑤波斯人对雅典又恨又怕。3、成就和缺陷 雅典城邦作为自由人的共同体，它的强盛与公民的自由和幸福息息相关。归结起来，三大统治术：一，采取种种手段摧毁人民的精神，二，散播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不睦。

鉴于他的断言来自观察和比较，而且他本人倾向于兼有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混合特征的混合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所以可信度很高。所以希罗多德认为民主制下公民的权利平等是绝好的事。应该以宪法为最大公约数，而不是偏向一个派别，强推伊斯兰教性质的宪法———，各派毫不妥协的态度也使埃及政局持续动荡。这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时，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宁肯做个胆小鬼，但当他们获得解放，就尽心竭力为自己做事了。

然而，希腊各城邦联合抗击波斯，战争先后进行了一百年，到公元前446年，最终以波斯惨败告终。公民轮流担任陪审员，参加大陪审团的司法辩论……。

制宪，就是一场经过持续辩论逐渐达致基本共识的过程。他默不作声，那人骂个不停。此时已天黑，伯里克利除了让仆人打个灯笼把那人送回去，什么也没说。有一个关于陶片法的传说反映了该法抑制、打击杰出者这一面：一位不识字农夫请人代写他觉得应该放逐的人的姓名，代写者问农夫要写谁的姓名，没想到农夫说出的正是代写者的姓名。

陶片放逐法是一个很粗陋的设计，不过有一个事实需要指出：在实行陶片放逐法的九十年间，只有十人被放逐，而且既不没收家产，更不要人性命。发达的辩论术、理性思辨能力，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之后的神学辩论、中世纪大学的学者辩论……等等，都延续了古代民主城邦崇尚话语力量和对话的传统。如果像专制社会那样以言论杀人是常规性的，人们反倒失语。雅典政体和社会格局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极具现代意味。

在宪政传统的源流上，罗马共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但也的确存在抑制和打击杰出者的潜在问题。

而后世不少批评者有放大这个制度缺陷的倾向。但留下的政治遗产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专制和谋杀罪不可赦的法律，前条为雅典政制的反专制性定下基调，后条使私人复仇得以终止于城邦的司法定罪。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结局似乎没有悬念。雅典公民大会、陪审团制度对行政长官、对最高法院的权力构成了约束和牵制，但对公民大会和陪审团却缺乏同样强有力的抗衡设计，虽然不同主张之间可以形成抗衡，但在某种特定情势下，音量最高者是有可能通过煽动使公众主张趋同而使比较公正和理性力量处于劣势。而曾经拥有希腊霸主地位的雅典，她的扩张野心和霸权到处引起不满、不断陷入城邦之间自毁性的战争……最终，连同雅典在内的整个希腊先后被马其顿和罗马征服。三是削弱臣民，使人人无能为力。1.复辟时期实施暴政的30僭主中有几个主要成员是他的学生，对他提起的腐蚀雅典青年的控罪，是捕风捉影，但并非空穴来风。

在希腊，僭主指未经合法途径取得政权的人。罗马在向被自己征服的希腊学习时，把希腊的理念跟罗马人的务实精神相结合，创造出比较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即通过民众大会、元老院、保民官以及二执政之间权力分立和相互牵制的安排形成的权力制衡格局。

不仅如此，公民在这些公共场合的交流、辩论、围观，还使理性判断力和鉴赏力都得到训练，所以本身就是公民的自我训练。这跨越了两千三四百年的梭伦立法和北美制宪，我认为还证明一点：社会秩序并非都是自发形成而完全排斥理性设计，优良的制度设计及有效运行，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来说，至关重要。

④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把雅典的作用归之于她的民主政体。他认为僭主的利益极其自私，除了僭主自己的利益，僭主政体不关心任何公众的利益。

公元前六世纪初，雅典各阶层的激烈斗争已使社会危机随时可能一触即发。②他还认为僭主统治术多半是从东方暴君那里学来的，很多实际措施是从波斯的统治制度采集的，比如：消灭邦内杰出之士，剪除勇健飞扬的人物，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之类足以使民众（自由）聚合而建立相互信任且能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他回家，那人还尾随着骂，一直他家门。正是在前面提到过的公民大会和政府部门、陪审团以及最高法院的权力关系格局下，通过严格监管官员的制度和程序，雅典有效地控制了国家公共权力从而有效地保卫了人民的自由。

而思想家之间的自由交流、辩驳则构成当时思想发展的基本范式。  整理完成于2013年8月10日   注释： ①参见：希罗多德著：《历史》（王以铸翻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中译本，第383-388页。

身为执政官兼将军的伯里克利，他的家人也受到这种排斥。不过，要炮制出众多领域、众多观念、风格各不相同的人和作品，怕是需要一大帮天神相助。

但是有些情况对于准确了解这一事件是不应忽视的。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如果任何一方抱着以自己为全社会核心的霸道心态，非得由一方压倒另一方，梭伦立法和改革肯定流产。在这里，人类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自由市民：他们在法律上平等，都有担任公职的机会、参与和分享文化成果的机会，而各种节日进行的赛事、戏剧演出，对全体城邦开放。雅典人站在哪一方面，优势就转到哪一方面。体现于法律和改革中对权力的约束以及政权基础的扩大使其有了立宪和民主的因子，立法中贯注的平衡精神则不仅为后来西方一些大思想家、政治家所重视，而且在一些重要历史阶段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政治实践，比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邦国家之间就竭力通过保持平衡大国关系来维系和平，当时最重要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著述中对此作了特别总结，他的外交活动也尽力想通过推动大国平衡来保卫他的祖国佛罗伦萨…… 二是雅典社会各方没有各执一端而是表现出妥协精神，这使和平解决冲突成为可能。

通过大赦政治犯，抑制了派性斗争的残酷性，促进了社会和解。尽管当时对人的认定还很狭隘，公民范围更限制在本邦的成年男性，但公民范围内已经否定了东方通行的人与人关系上发号施令与服从的不可逆关系。

通过解除债务法，使已经要揭竿而起的贫苦农民摆脱了困境。希腊后来被征服，则跟雅典霸权破坏了城邦之间的平衡不无关系。

雅典公民可以自由的批评官员，倒是官员必须能容忍批评甚至容忍挑衅。不诉诸暴力而是以公正立法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实现和平转型，在古代社会是一个奇迹。